网易 《新世纪》-财新网   刘京京 徐超 李海艳

　　不足两个月的时间内，一系列校园袭击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于犯罪原因的分析和问责。

　　福建南平事件庭审时，凶手郑民生声称他的行为是想报复前女友，但这并不合乎常理;广西北海市合浦凶杀案件的凶手则被当地认定有精神病;最新的陕西汉中市南郑县凶杀案件中，警方通报也指称凶手吴焕明思想极度焦虑、担忧，内心恐慌。

　　上海心理咨询行业协会会长王裕如向本刊记者表示，尽管目前的信息还不完整，但这几个行凶者存在心理问题或者精神心理障碍，“可能性很大”。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于建嵘认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类行凶者可用反社会人格障碍来解释。比如南平血案中的郑民生，有心理学家分析其社会适应不良(与领导同事同学哥哥关系都不好)、行为无计划性(轻率辞职、杀人无预兆等)、自我认知存在问题、易迁怒于人(比如将辞职说成领导诱使)、缺少羞愧感(杀人后无悔意)等，这都是其制造血案的个体原因。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我认同行凶者的主观因素，是这类惨案的主要原因和直接原因。”于建嵘说。

　　需要探讨的是，这些人的内心究竟形成了什么样的“障碍”?又是什么原因，使其一步步地踏入万劫不复之地?

　　转型期焦虑症

　　社会不公、贫富差距、政策失误固是事实，自我期望过高、价值观定位不当造成的失衡，则更值得警惕

　　2009年，长期生活在中国的加拿大人费立鹏在国际知名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上发表了一篇影响巨大的论文。按照他和同事的调查，中国有1.73亿成人正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类疾病。这一数字，相当于之前中国官方公布数据的10倍以上。

　　这一数字的准确性还有争议，但几乎本刊记者采访过的专家都承认，目前国人的心理问题，远比以往要多。

　　过去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之快，举世罕见。但这种“快”本身，也同样是对人心的一种考验。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主任医师丛中，在和患者的接触中，看到了一些人压力之下的无助感与绝望感，“有人称之为‘2012情绪’，就像世界末日快来临一样。”

　　一个与校园袭击事件联系更密切的概念，是“挫折”。按照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罗大华的看法，郑民生受到社会的歧视，工作没有了，女友分手了，周围的人也瞧不起他。这都是挫折。

　　而在广东湛江雷州第一小学凶杀案中，陈康炳则因患病而离开工作岗位，医药费用负担沉重。根据心理学的一个经典理论，当一个人遭受挫折、期望没有被达成时，便容易导致攻击行为。

　　在快速变动的中国社会下，“挫折”越来越频繁地冲击普通公众。社会不公、贫富差距、政策失误固然是原因，自我期望过高、价值观定位不当造成的失衡，则更值得警惕。

　　上海心理咨询行业协会会长王裕如指出，如果我们给自己定的目标不符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无法完成，就会产生挫折感和心理冲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办公室主任刘津也向本刊记者表示，把欲望定得太高，却又达不到，便容易出现问题。


　　当然，很多时候这种定位也是身不由己。在西南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黄蓓看来，每一个人都在社会中扮演着某种角色。身边的人，甚至整个社会，都会对某种角色提出要求，从乖孩子，到好学生，到成功的事业，到完美的身材，到有房有车、财富名声。一旦我们把这些要求内化到自己的内心，它们就变成了对自己的要求，并带来心理压力。

　　遗憾的是，当今的中国对“失败”并不宽容。弱肉强食成为主流价值观。每一个人既是这种社会氛围的制造者，也是受害者。在这样的价值观下，感到被 “抛弃”了的郑民生，没有想着通过努力再找一个女朋友，而是念念不忘自己的失败，并最终选择了报复。

　　这些问题甚至已经影响到了孩子。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会员、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下称红枫中心)心理咨询师王玲告诉本刊记者，有些父母感觉到压力，然后就把情绪转嫁到孩子身上，往往并不顾及其精神需求。

　　扭曲的人格

　　性格问题或人格障碍——人格特征显著偏离正常，有特有的行为模式，对社会环境适应不良，甚至发生冲突，是很多犯罪者存在的问题

　　社会压力带给人的冲击，并非一系列校园杀人案件的惟一诱因。正如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心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马皑所言，社会矛盾和压力虽多，但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去犯罪，所以犯罪者的个体原因不应被忽视。

　　在西南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黄蓓看来，每个人都会有一套心理防御机制，来化解受到的心理压力。

　　按照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20世纪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说法，人人都有一种“攻击”的本能，但人类社会并不允许这种本能被随意释放。于是，有些人会以一种“升华”机制，把攻击冲动转向拳击、橄榄球等运动项目，这便可以获得社会认可，甚至做出成就。

　　然而，有些人的心理防御机制却不成熟。以郑民生为例，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罗大华分析说，他无法对抗对自己进行过打击的人，便将没有威胁的孩子作为替罪羊，以发泄对社会的不满。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犯罪心理学专家李玫瑾则推测，这可能与郑早年的家庭抚养环境或者父母抚育中的情感缺陷、情感发育中的创伤有关。黄蓓也认为，这显示郑民生可能有反社会的人格倾向。

　　事实上，性格问题或人格障碍——人格特征显著偏离正常，有特有的行为模式，对社会环境适应不良，甚至发生冲突，也是很多犯罪者存在的问题。


　　按照李玫瑾曾经的研究，在1991年至2000年间伙同他人杀死28人、抢劫枪支的张君，有典型的反社会人格障碍;1992年至2004年间在山西阳泉杀死十余名女性的杨树明，具有双重人格;马加爵则有情绪化、孤僻、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特征。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研究人员也曾对重庆市的暴力犯罪者进行了调查，发现绝大部分暴力犯罪者存在明显的人格障碍。

　　此外，郑民生案所引起的“模仿”效应也不应忽视。就像马皑所说，郑民生案的信息，对犯罪人的犯罪动机起了唤醒作用。

　　一个让罗大华和黄蓓难以忘记的类似例子是电视剧《加里森敢死队》。当年这个电视剧在中国播出后，全国出现了数以百计的“敢死队”进行作案，最后电视台不得不停止播放。

　　构建社会防线

　　中国最缺的就是精神健康教育。

　　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主任、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会副主任委员孙学礼看来，每个社会都在悄无声息的转型。转型既会带来压力，也会带来欢乐。关键是如何应对它，即当出现矛盾的时候，是否有一个社会支持系统帮助化解压力。

　　1949年建国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所不在的“组织”很大程度上承担了这种角色。哪怕是夫妻离婚，团委、党委、居委会、单位、工会都来过问。然而，改革开放之后，传统支持系统解体了，新的社会支持系统却没能跟上。

　　即使在家庭内部，成员关系的淡漠，也使得其失去了“心灵港湾”的作用。李玫瑾认为，目前在家庭教育方面误区很多：不少父母拼命赚钱，以期望给孩子最好的物质条件，却错过了孩子心灵养育、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等到出现问题再去关注，为时已晚。

　　向专业人士寻求“心理咨询”，是国际上通行的化解心理冲突的途径之一。但在中国，这扇门也始终处于尴尬境地。一方面，中国人普遍对于心理问题存在认识上的误区，觉得前往咨询求助是件丢面子的事情。动辄数百元一次的高收费，也令不少人望而却步。

　　另一方面，专业心理救助机构的良莠不齐，也是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之一。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会员、北京红枫中心心理咨询师王玲批评说，现在的心理咨询师人数虽然越来越多，但咨询机构发育得不好，“鱼龙混杂”。

　　报考的低门槛、培训的低要求，都影响着心理咨询师的质量。在欧美，从事心理治疗的人需要有扎实的精神医学基础。而在中国，只要达到大专毕业的文化程度，就可以报考心理咨询师;整个培训过程，也不过几个月的时间。有多位曾参加过心理咨询师考试的人士告诉本刊记者，甚至根本不用上课，只要背书就能考过关。

　　国人心理健康教育先天不足，是更根本的问题。与传染病不同，心理问题没有疫苗可以接种;只有通过健康教育，让大家了解心理问题，才能有效地加以预防。


　　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办公室主任刘津看来，“我们国家非常缺的就是精神健康教育”。如何了解自我，在情绪不好时如何调节等一系列知识，普遍不足。

　　显然，如果想重建这道社会防线，要做的事情还有太多太多。

　　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罗大华呼吁，中国应启动全民“健心运动”，提倡心理健康进社区。这一运动不仅应包括个人获得心理健康知识，以保护自己;同时，还要有专业机构进行心理辅导、危机干预。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主任医师丛中也强调，仅仅依靠心理咨询、健康教育还不够，中国需要一个系统、全面的心理干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