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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近期以来，中国的大规模凶杀案，就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最新一起是三天前发生在江西省吉水县境内的流血惨案，一名男子持刀连续杀死八人，包括他的母亲、妻子和女儿。 在这之前的3月23日，拥有西医外科主治医师资格的郑民生狂性大发，在福建省南平市实验小学校门前挥刀砍向小学生，造成8死5伤。4月28日，广东省雷州市雷城第一小学病休教师，持刀砍伤了18名学生和1名教师。4月29日，一名男子持刀冲入江苏省泰兴市泰兴镇中心幼儿园发生一起伤人事件，砍伤31人，包括28名幼儿。4月30日，山东潍坊尚庄村村民王永来闯入村小学，用铁锤打伤五名幼儿，然后点燃汽油自焚。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人间惨剧？有舆论指出，这些杀人狂魔其实并非天生的屠夫，他们之所以会变成这个样子，主要是因为社会不公。许多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因为长期受到种种不公平的待遇，却求助无门，心灵愈发扭曲，不满情绪积累到了一定的临界点，就会丧心病狂，专挑那些比他们还要弱势的群体下手，而最弱势的莫过于小学生，因此校园凶杀案就频频发生。
把校园凶杀案归咎于社会不公，虽然有一定的道理，却不具有普遍性。相对而言，美国社会应该比中国来得公正，但是美国的校园凶杀案并不在少数，加上由于美国可以合法拥有枪支，其校园凶杀案的伤亡人数也比中国多得多。以2007年的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校园枪杀案为例，就有32人死在韩国留学生赵承熙的抢下。
社会不公也许是其中一个因素，但并非决定因素。真正的原因，很可能就如中国社会学家所分析的那样，中国连续发生此类暴力攻击事件很可能是一种恶性模仿，其原因可能来自一个变化迅速的社会所形成的各种压力。
不同的人面对压力有不同的反应。且不说承受得住压力的人，那些承受不住压力的，很可能患上某种心理疾病或精神病，其中较常见的是忧郁症。而心理学研究结果也显示，很多自杀者、杀人后自杀者其实也是严重的忧郁症患者。去年的一项调查也显示，中国大约有1亿7300万名成年人患有某种心理疾病，其中91%的人从未获得专业诊治。
令人忧虑的是，心理疾病病例增加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趋势。根据一份医学研究报告，全世界有4亿5000万人患有某种神经精神病，而且逐年增加：2000年神经精神病在所有疾病中占了12.3%，2020年将增至14.7%，而忧郁症在各类神经精神病中排名第二。
既然神经精神病患者增加是个世界趋势，新加坡大概也不例外。事实上，这个研究也引述了新加坡在2004年的一项研究结果，指出有5.6%的成人患有忧郁症，新加坡的自杀率也高于交通意外死亡率。
2009年出版的《新加坡统计年鉴》数据也支持了此一医学观察：在2008年，有364名国人死于自杀，而死于交通意外的只有225人。此外，根据生死注册局的资料，2008年死于自杀的国人当中，专业人士、文书工作者、技术人员和准专业人士，分别以11.8%、9.5%、8.6%位列前三名。
以上的数据细节表明，我们有必要更重视这个社会现象。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步伐，不但冲击着社会底层民众，一般被视为中产阶级的白领，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最直接的做法，当然是增强心理卫生方面的医疗资源，让社会更多的人能接受相应的心理辅导。长期而言，我们或许有必要对社会整体的价值体系检讨一番，提升物质生活当然重要，可是一旦超越了某个临界点，财富的累积需要以精神健康为代价时，既有的生活状态显然难以为继。
法国总统萨科齐去年提出把“幸福指数”纳入判断国家经济健康程度的思路，或可借鉴。由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领导的委员会指出，国内生产总值无法有效反映民众生活品质，休假时间、社会福利、环境好坏，都必须纳入核算标准——毕竟追求财富是达致幸福生活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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