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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日报 仲崇山
10日是第12个“世界预防自杀日”。记者昨天从南京脑科医院了解到，近年来中青年人群自杀呈逐年上升趋势；抑郁症人群更是成倍增长。 就在一周多前，南京某大学，21岁的大学生葛某从10楼一跃而下，在开学第一天就以这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经了解，葛某是一位严重的抑郁症患者，曾经在家休学一年，然而休学并没有治好他的病。专家说，近年来大学生自杀现象屡见不鲜，甚至还有中小学生走上轻生路。
全球每年近百万人死于自杀
“自杀，一直是医学界和社会学界高度关注的话题。”南京脑医院自杀危机干预中心主任医师陈进说，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球自杀率为14.5/10万左右，每年有近100万人死于自杀。原卫生部2010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农村自杀率为10.01/10万，中小城市是8.37/10万，大城市的自杀率是6.41/10万。我国每年约有25万人死于自杀，自杀的人数远大于车祸导致的死亡数。
什么样的人在自杀？15岁到34岁的青壮年人群居首位。专家介绍：近30年来，我国自杀率整体上是下降的，但自杀人群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上世纪80年代，农村妇女自杀现象比较突出，因为当时农村矛盾重重，加上高毒农药等自杀工具非常易得，因此自杀的农村妇女对整个自杀人群的"贡献率"非常大。”陈进说，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自杀率约为19/10万，而现在约稳定在10/10万以下。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居民的生活压力变大，城市人群自杀日渐多见，特别是中青年学生和白领阶层。
八成以上自杀者有心理疾病
为什么会自杀？自杀并非是“一时想不开”那么简单，很多时候，它是一种精神、心理疾病的结果。自杀人群中，患有抑郁症、精神障碍类的比例非常大。国外的统计数据表明，自杀人群中80-85%患有精神或心理性疾病，而我国的数据是60%左右，其中抑郁症患者在自杀人群中占首位。
2012年，南京脑科医院在我省首开抑郁症专病病区。病区负责人姚志剑介绍，目前我国抑郁症的发病率约为2.5%，而30年前只有0.8%左右。该病男女发病率约为1：2，城市高于农村。患者多集中在中青年白领阶层、大中学生人群，因为这个群体是压力最大的人群。姚志剑说，目前在抑郁症专科每月来接受治疗的患者在1500人左右，这些人群的特点是普遍文化程度比较高，每个月来咨询抑郁的“问题”大学生至少600人。
陈进介绍，从多年的临床经验看，患抑郁症的大中学生一般是两类：一类是学习非常优秀，太要强，不能容忍别人出其右，最后心理承受能力崩溃；另一类是学习成绩差而父母期望值又非常高，这些孩子在学校和父母的双重压力下，也易患精神、心理疾病。而中年抑郁症患者，多数有敏感、多疑、内向性格。
自杀可防可治
如何预防自杀风险？南京市第一医院心理医学科主任医师王军说，现在大学生多数是独生子女，他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被父母过度呵护，而遇到就业、考研、婚恋挫折时，就易产生心理问题。而中青年、白领群体，他们多是单位的骨干力量，上有老下有小，压力山大，如果遇到问题不能及时化解，也容易产生心理疾病。“现在的大学生普遍心智成熟比较晚，前阵子我接诊过一个大学生，心理年龄只相当小学生，喜欢与七八岁孩子玩，而与同宿舍的人关系很差。”王军说，良好的家庭环境对孩子健康心理的成长十分重要，父母阳光、豁达的，孩子多半也是开朗、热情；父母自私、敏感多疑的，孩子也会模仿。此外，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值不能过高，不可能人人上清华、北大，培养孩子健康、健全的人格比什么都重要。各类学校也应该开设珍爱生命、预防自杀的相应课程。
南京市脑科医院医学心理科柳娜博士认为，产生心理问题也是正常的，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碰到，只要能及时获得帮助就不会产生严重后果。但国人有了心理问题，大多数是憋闷在心里，仅有少数人会到医院去看心理医生。这当然有社会习惯与文化传统的原因，不过，也与我国缺乏有效社会支持系统有关。目前我国设立心理危机干预专科的医院很少，从全国来看，专业的心理医生严重短缺。 本报记者 仲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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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预防亟需专业化
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指出，全球每年约有80万人死于自杀，自杀是青少年死亡的第二大原因。自杀在我国也渐渐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问题。
据调查，我国有93%有自杀行为的人并没有看过心理医生。其中不少人只是求助非专业人士，结果反而更加不能自拔。还有不少人认为自杀企图就是“想不开”，多谈谈、散散心就好了。以至于有些地方形成一个奇怪的现状：一方面自杀人数增多，起因复杂；而另一方面，这些地方和医院的自杀预防专业机构和人员却在萎缩，一是不受重视，二是社会求助也不多。我国心理卫生专家多年奔走呼吁，要建立专业的心理危机干预和支撑国家体系。
做好自杀预防工作，首先要改变认识。现在各国都把自杀看成是一种公共卫生事件，而不是个人选择或社会事件。我们现在一提自杀，就大谈什么社会转型期压力和焦虑等等，虽有些联系，但自杀根本上是一种身心疾病，是一种必须通过药物和心理治疗才能医治好的病，如自杀者大多患有抑郁症，这是可以治愈的疾病，轻生者可以回头，可以康复。所以，发现自己或他人有自杀倾向和意图时，一定要及时寻求专业机构和人员帮助，治病才有效。
同时，也需要全社会改变对抑郁症的传统认识。虽然我国患抑郁症等精神疾患的羞耻感已大大减低，社会对此包容性也大大提高，但仍然不够。当前，人们因患抑郁症而有自杀倾向时讳疾忌医，主要还是担心社会歧视和毁了前程。所以，对此，不仅要有更大的包容，而且要有制度的保障，如因此求助专业机构和就医不会影响他们的工作、培养和提拔等。目前，一些公务员就诊精神疾患时异地求助，不用真名，不敢报销，进出躲躲藏藏，这也说明一种制度的缺憾。
未雨绸缪，健全自杀防止机构和机制势在必行。各地要建立自杀预防研究与服务中心，建立比较密集的自杀危机干预渠道，如热线、网站、微博、微信等即时通讯，由专业人员24小时值守和帮助。专业机构还要培训非专业人员识别与处理自杀行为，并积极提高公众对自杀问题重要性的认识。
世界卫生组织报告还批评媒体在报道名人自杀事件时过度渲染。这也是自杀预防专业化的一个方面。当下，我们对自杀报道的混乱，用“肆无忌惮”和“水平太低”描述也不为过，如学生自杀就是课业负担过重，病人自杀就是不堪病痛，工人自杀就是不堪管理，官员自杀就是腐败，或统统装进“抑郁症”这个筐，这很容易诱导类似人群中对号入座的“扩大性自杀”。过度煽情和渲染细节则十分有害。目前，许多国家和地区对媒体报道自杀都有严格的规定，如香港《处理自杀新闻守则》要求传媒应在公众利益、报道事实，与避免可能产生“模仿”、“传染”效应两者之间求取平衡，不得以煽情内容和夸张的表述手法报道自杀。我们的媒体也要做到应有的克制和担责。 顾德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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